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加強政策評估與政策設計，提高政府精細化管理水平和駕馭經濟的能力。政策評估計量經濟學為政策評估提供了基于實際經濟數據的方法，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為政策設計提供了有效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支撐。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既要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只有將兩只“手”的作用都充分發揮出來、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所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加強政策評估與政策設計，提高政府精細化管理水平和駕馭經濟的能力。

加強和改進政策評估，使用科學的評估方法是重要前提。應針對薄弱環節，實行基于實際經濟數據的政策量化評估，主要包括：實行事前評估，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實行事中評估，加強對政策執行的監控，及時糾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偏差；實行事后評估，檢驗政策的實際效果，為今后決策提供參考。

最近20年，政策評估計量經濟學方興未艾，為政策評估提供了基于實際經濟數據的方法，已被應用于評估發達國家各種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的影響、就業再培訓政策對收入的影響、反歧視法對少數族裔就業的影響、福利政策對男女工人失業持續期的影響等。政策量化評估還可為政府精細化管理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比如，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麥克法登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設計調查問卷和對調查數據進行計量建模，準確預測出通勤人員使用在建的舊金山地鐵系統的比例，成為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成功案例。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對現代社會科學積累的有益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這些知識和方法時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學判斷力。”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借鑒國外經濟政策量化評估方法，結合我國國情進行理論創新，并將之應用于評估我國經濟政策，如《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高鐵建設對地方經濟的影響、“一帶一路”項目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影響等。不過，目前政策量化評估的研究和運用大多局限在學術界，亟須加強與政府部門的互動合作。學術界應積極向政府部門推介研究成果，政府部門應充分利用學術界的理論和方法優勢，大力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學性。

政策設計和政策評估同等重要。最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為政策設計提供了有效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支撐。行為經濟學將經濟主體的心理、認知、情緒、信息以及社會文化等非理性或非完全理性因素納入研究框架，而實驗經濟學則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可控實驗條件下研究經濟主體的決策行為。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與實驗經濟學方法進行政策設計有兩大優勢：第一，研究者了解數據生成過程，數據相對干凈可控，有助于識別、推斷因果關系；第二，實驗方法以較小社會成本探索政策涉及問題的解決方案，有助于減少政策創新的阻力。

優化政策設計還有助于解決市場供需匹配問題，提升市場運行效率。例如，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思和沙普利的穩定匹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為研究和改善市場功能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方法支撐。根據該理論設計的匹配機制，解決了長期困擾美國醫學院的實習醫生分配以及腎臟器官移植匹配等問題。很多美國公司如谷歌、優步等，已開始與經濟學家合作。經濟學家根據穩定匹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結合相關公司的技術與數據，分析預測消費者行為，幫助制定精準營銷策略。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政策設計過程中，經濟學可以為研究政策發布者、執行者、參與者、接受者的行為以及預測從政策發布到取得預期效果所需時間長短等提供理論支持，從而選擇合乎預期效果的政策工具，優化政策實施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量化評估是基于計量建模假設與實際經濟數據作出的，其準確性取決于這些假設在現實條件下是否成立以及經濟數據是否可靠。同樣，考慮到經濟主體認知局限與認知偏差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雖可為政策設計提供依據，但相對于現實經濟環境，實驗控制條件更為單純，因而在將實驗研究結論應用于現實時，需要考慮實際環境因素的差異。尤其要清醒認識到，在借鑒國外經濟學的有益理論與方法時，只有根據中國經濟實際進行本土化的理論與方法創新，才能真正為我所用，發揮積極作用。

（作者為教育部計量經濟學重點實驗室（廈門大學）主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與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