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5月9日，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談判進入第十輪“文本階段”談判時，突然宣布自5月10日起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從10%提升至25%,并表示對剩余3250億美元中國商品征收25%關稅的程序也已啟動。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也隨即決定對已實施加征關稅的600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關稅稅率，分別實施25%、20%或10%加征關稅，以此作為反擊。從未來前景看，貿易協議不會解決中美長期結構性問題，貿易戰也不會改變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歷史會再次證明，中國將堅持深化改革，繼續以高質量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

 “極限施壓”是常態，三大核心議題中國不會讓步

伴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兩國為解決雙邊貿易問題展開多輪經貿磋商。在談判過程中，中方始終保持坦誠、理性、克制、積極解決問題的姿態，但美方展現出其貿易談判的進攻、強勢、反復策略，為兩國貿易談判平添波折。特別是極限施壓的威懾、商務交易的談判、有拉有打的允諾，也成為特朗普政府對外經貿博弈的鮮明特色。

中美貿易談判成為牽動全球神經的焦點。到目前為止，貿易談判并沒有完全破裂，但雙方向前走也困難重重，特別是在一些核心議題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中方重申的核心利益必須得到保障：一是取消全部加征關稅。關稅是雙方貿易爭端起點，如果要達成協議，加征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二是貿易采購數字應符合實際，雙方在阿根廷已對貿易采購數字形成共識，不能隨意改變。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任何國家都有尊嚴和底線，協議文本必須平衡。因此，為使協議達成必須積極創造環境，前提是雙方談判的基礎是互利、互信，不能陷于意圖改變對方或者“非我即錯”的邏輯，不能擺出 “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東風”的架勢、采取制裁和極限施壓的強硬方式，更不可能寄希望于改變一國發展路徑，中國在核心原則和核心利益上絕不會讓步。

美貿易逆差創十年新高，關稅大棒適得其反

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美國對華貿易赤字至始至終都是一個關鍵的目標變量。然而貿易戰導致美國貿易逆差不降反升，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里，特朗普希望通過開啟全球貿易戰和關稅制裁的方式，來削減貿易逆差的做法適得其反。2018年，美國貨物和服務貿易赤字同比擴大12.5%，至6210億美元，為2009年以來最高水平。對華貿易赤字擴大至4192億美元，創歷史紀錄。其中，出口下降96億美元，至1203億美元，進口增加340億美元，至5395億美元，此外，對墨西哥和歐盟貿易逆差也刷新紀錄。雖然今年3月受中國擴大對美進口大豆等商品影響，美對華逆差出現較大幅度收縮，但美國3月整體貿易逆差增加1.5%至500億美元，對其他貿易伙伴的逆差繼續上升。由此可見，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并未阻止美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

特朗普任內貿易逆差激增的直接因素，是其推動國會減稅所導致的財政擴張和由此帶來的美元升值，部分原因是財政擴張幫助帶來的經濟走強。特別是在減稅和政府增加支出的刺激下，美國經濟去年強勁增長，從而令消費品、工業品、資本品支出增加，這是美國進口增長的一大原因。然而，特朗普貿易政策是導致2018年貿易逆差大幅增長更為關鍵的因素。特朗普自上任來，為縮減貿易赤字頻頻向主要貿易伙伴發起攻擊，關稅威脅和對中國及若干國家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導致美國進口商急于趕在新關稅之前采購。此外，美國對中國、歐盟等貿易伙伴的攻擊和關稅威脅導致了這些經濟體降低了對美國商品的需求。事實上，美國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系統性的和長期性的。自從1973年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之后，美國就出現了持續的貨物貿易逆差。主要反映國際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變化，美國低儲蓄率與美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之間的差距，而這又部分因美元作為世界核心儲備貨幣的地位，導致美元走強，進而降低進口實際成本、提高美國商品在海外市場價格，更加助長了貿易逆差增長。

貿易戰是“多輸游戲”，負面沖擊向更大范圍傳導

中美兩國占全球GDP的40%和全球增長的50%，貿易戰是“多輸游戲”。2017年美國對價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中國則對價值11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產品加征關稅作為反擊。而此次征稅清單中資本品和中間品占比提升，中間品占比增加至52%，這將大大抬升美國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損害經濟增長、消費者福利，加大通脹風險。目前，被征收關稅的中國進口商品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消費品。貿易戰升級會把玩具和服裝等物品納入其中。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關稅對核心通脹（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影響將從0.1個百分點上升到0.4個百分點。

從對雙方經貿影響看，美國商務咨詢機構“全球貿易伙伴關系”最新一項研究顯示,對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征收25%的關稅,連同現有的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征收25%的關稅，以及對進口鋼和鋁產品加征關稅，將導致美國每年減少93.4萬個就業崗位，給美國家庭增加767美元的生活成本。另據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測算，美國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25%關稅，同時中國對價值10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征收25%關稅，這將使中國的GDP增長在2019年減少0.6個百分點，在2020年進一步降低0.3個百分點。中美對雙方的進出口貿易額也會出現下降。

特朗普的關稅大棒繼續指向其他貿易伙伴。近期，美國以歐盟補貼空客為由，威脅對歐盟110億美元的產品征收關稅，而歐盟也隨即反擊對美開出了一份價值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清單，威脅加征關稅。美國挑起的貿易沖突正在嚴重破壞全球經貿秩序，其負面沖擊正在向更大范圍內傳導。

從當前形勢看，特朗普政府認為在談判駕馭上居于上風更多是依賴于美國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但美國實際上會付出代價。伴隨一季度美國GDP實際增速回升，美國GDP的名義增速反而出現回落。3月25日，3個月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與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之間的息差首現倒掛，息差扭轉為負值，這是自2007年以來首次出現反向收益率曲線，反向收益曲線通常被視為經濟衰退的預測指標，全球經濟再次引發投資者擔憂，也預示著美國未來存在經濟回落甚至滑入衰退的風險。

貿易戰加速價值鏈重構，對中國是“危”也是“機”

從更大范圍看，貿易戰的溢出效應還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全球價值鏈”及全球貿易流向。中美互征關稅不僅短期內增加了雙邊貿易成本，還可能影響跨國企業未來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決策布局，從而引發全球價值鏈重構，而這種重構趨勢性甚至不會因為貿易戰的停止而停止。

從趨勢看，價值鏈重構和貿易結構的變化已不可逆轉，但這未必都是壞事。中國也需要主動接受和適應一些無法改變的變化。近年來，隨著人工、資源、能源和環境成本的上漲，中國具有傳統優勢的加工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削弱，勞動密集型產業梯次向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及東南亞、南亞國家轉移。數據顯示，中國近年來對東盟制造業的投資呈現加速上升態勢，2015、2016年，中國對東盟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分別為73.4%和34.3%。在貿易戰背景下，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及其他低成本國家的轉移態勢似乎還會進一步加速，關稅并產生的影響讓一部分組裝產品的產能從中國轉移到了其他國家。根據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貿易數據公司Panjiva研究報告，美國進口份額已經重新分配。美國從中國進口在2019年第一個季度已經下降了13.5%。而從越南進口增加了37.2%。

對跨國公司而言，重置產業鏈的成本較高，不僅是關稅問題，還要考慮物流成本、基礎設施、供應鏈、配套產業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在華跨國公司的生產投資、產業鏈條等等都在中國，短期內大規模撤出并不現實。同時，中國相對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以及與全球價值鏈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內也難以找到替代。

全球價值鏈重構對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挑戰，但確切地講，重構并非始于這場貿易戰。全球價值鏈低迷已持續數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全球外部需求的持續萎縮，以及新科技革命帶來的物流成本下降等因素，重構特征十分明顯，不僅包括生產鏈的遷移，還包括全球價值鏈模式的調整，且伴有幾大新趨勢：一是將生產與裝配放在離母國市場較近的地點，以縮短供應鏈，減少外部沖擊；二是將生產與服務更貼近市場，可以快捷、及時地適應需求變化，以此強化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的彈性；第三個趨勢與第二個相關，即“最好的研發，最靠近市場”，為滿足特定的市場需求,創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本地化。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對高質量產品與服務的消費能力增長迅速，正逐漸從制造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世界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跨國公司更加重視中國的消費能力，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消費市場。另一方面，中國高科技產品市場具有全球投資吸引力。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2018年中國利用外資量穩質優，利用外資結構持續優化。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升至30.6%，高技術制造業利用外資增長35.1%，合同外資5000萬美元以上大項目近1700個，增長23.3%。其中，來自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較快，英國、德國、韓國、日本、美國對華投資分別增長150.1%、79.3%、24.1%、13.6%、7.7%，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高技術制造業依然保持持續的高增長態勢。

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地改變中國全球價值鏈升級路徑。目前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全球研發增長最快的市場，但必須看到，與發達國家相比，企業研發投入的強度和利潤率還有相當大差距，因此，要加快某些產業進口替代，加強高端制造產業創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業R&D經費投入強度，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全面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水平，將這次“危機”轉化為 一次真正的“機遇”。

貿易談判走向關乎未來，須重新定位中美關系框架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維持了40年基本穩定的中美關系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問題本質是二戰之后國際秩序演變與全球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中美正進入一個更具“競爭性時刻”。這種競爭緊張關系已經蔓延至其他層面，不僅在經濟領域，還出現在軍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近一時期的事實表明，美國對華經貿易投資、技術出口管制、人才交流等方式并舉，打壓范圍不斷擴大，并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尋求全面遏制中國崛起。

40年中美發展充分證明，中美關系并非“零和博弈”“負和博弈”。基于規則的良性競爭優于“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惡性沖突。中美是兩個具有不同國家利益的國家，也是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國，共同利益遠超乎想象，中美合作可以辦成有利于兩國和世界的大事。在中美競爭與合作交織的情況下，維護中美雙邊關系與破壞雙邊關系都需要付出代價，從長遠來看，破壞雙邊關系的代價將會遠超維護雙邊關系的代價。

中美貿易沖突態勢已超越“常態”，進入不確定階段。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有其深層次的戰略和思想基礎，中美結構性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多次強調“永不稱霸”“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關鍵在于美方如何做出明智判斷。

貿易談判的走向關乎中美關系的未來。就長遠而言，中美需要對兩國關系共同給予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確定位，形成處理結構性矛盾與問題的標桿和基準，確保兩國關系不出現根本性、方向性的逆轉。談判和協議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所有問題。中美需要對這一世界上最重要，但也是最復雜、最難駕馭的雙邊關系進行重新定位。

改革開放是根本，高質量發展是關鍵

面對中美經貿關系“邊打邊談”的長期性、反復性和艱巨性，中國應將貿易戰轉變為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契機。

近兩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正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促進市場統一和公平競爭，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推進，擴大內需政策不斷出臺。在外商投資以及對外開放領域，中國已對96%以上的外商投資實行屬地備案，并且在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負面清單正在不斷縮小，今年6月底前還將發布新版外資負面清單。為完善《外商投資法》，中國業已啟動配套法規、規章制定工作，形成可操作的具體規則。中國大幅降低汽車、醫藥、消費品關稅，還通過舉辦進口博覽會等措施讓世界各國共享中國不斷擴大市場的發展紅利、推動中國經濟由“要素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正在進一步完善。

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同步的。中國因為改革開放而獲益，歷史也會再次證明，中國改革的方向不會逆轉，只會不斷深化，變外部壓力為內部動力，以深化改革和高質量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將成為中國長期發展的重大戰略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