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海外中國學：今天，世界這樣認識中國

【智庫答問】

編者按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投入到對中國的研究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支持國外學會、基金會研究中國問題，加強國內外智庫交流，推動海外中國學研究。

海外中國研究的現狀如何？怎樣通過中外學術互動，在新時代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促進文明互鑒？我們特邀相關領域專家，與您共話海外中國學的新機遇新使命。

本期嘉賓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魏海生

山東省政協副主席、山東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 唐洲雁

中國社會科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國外社會科學》雜志主編 張樹華

亮點速覽

●準確把握中國主張、中國故事的內涵，不斷推出面向國際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才能使中國故事的講述更有力量、更有底氣、更有感召力。

●要用客觀的事實說服人，用鮮活的事例打動人，用豐富的情懷感染人，用過硬的道理影響人，讓人聽有所思、思有所得。

●提煉中國經驗、提出中國方案，不應過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談無法得到其他國家的真心認同。只有與不同國家的國情結合起來，中國方案才具有生機活力。

●文化走出去并不是像建橋修路那樣照著圖紙就能完成的工程或技術活兒，需要精耕細作。

1、為反觀時代、把握世情、認清自己提供了多向度視角

光明智庫：海外中國學的發展，是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直接投射。據您觀察，海外對中國的研究現狀如何？新中國成立70年來，這種研究發生了哪些變化？

魏海生：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海外對中國的研究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群體、研究成果影響力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研究內容上，從重點關注中國的歷史、文化，發展為廣泛關注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外交等問題；在研究方法上，從以文獻研究、區域性研究為主，發展為多學科方法熔于一爐的綜合性研究；在研究群體上，從過去集中在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等西方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擴展到非洲、拉美等廣大國家和地區；在研究成果影響力上，有的成果逐漸突破學術范疇，對所在國家和地區決策機構、決策者的影響顯著增強。上述這些變化，為我們以全球視野、開放胸襟反觀時代、把握世情、認清自己提供了多向度視角。

唐洲雁：有個細節我記憶猶新。2016年，我到意大利宣講中國道路，意大利很多黨派的學者自發來聽會。會場上同聲傳譯的耳機不夠，他們就一層層圍在同聲傳譯的玻璃房周圍側耳傾聽，場面令人感動。那天，意大利共產黨中央一位學者對我講：“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步入低潮，那么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意味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遭遇了嚴峻挑戰。正是這個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了一條新路，讓我們這些共產黨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途。”他的話，讓我想到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當前，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激發了各國政府、智庫、專家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動力，拓寬了海外中國問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中國不僅為世界貢獻了經濟增長、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的力量，還為那些希望在加快發展的同時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這樣背景下，跟蹤研判國外研究動態，進行再研究，因時而動、順勢而為，才能讓海外學者更加全面、深入、準確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我們的歷史和發展趨勢。

張樹華：2017年9月，歐美媒體對“十九大勝利召開下的中國”進行了高密度報道，他們眼中的“中國謎題”正在以“中國贏了”等輿論評價和敘事方式解開。近年來，西方模式陷入了多重困境，西方傳統政治學、經濟學概念與邏輯已無力解釋“西方之亂、中國之治”命題，越來越多的國際有識之士將目光投向社會主義中國。回首20多年前，冷戰剛一結束，西方政治精英就以“歷史即將終結”的論調將西方民主升華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標桿與模板，不斷擠占和壓制社會主義的政治空間。然而，20多年來，社會主義中國劈波斬浪、行穩致遠。可以說，中國發展的偉大成就和中國道路的強大魅力成為全球學術界注目新時代中國的重要原因。

今天，海外對中國研究的針對性、思想性、應用性正不斷提高。從過去的學院派考據式研究轉向更具現實性的對策性研究；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逐漸走出書齋、課堂，走向政界、商界等實際應用領域。此外，中外互動性不斷加強。走向世界的中國本土學術與海外有了越來越多的對話，參與性、主動性越來越高。

2、“傳話人、傾聽者、傳播者”：促進中國與各國相互理解的橋梁

光明智庫：中國學者應該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推進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國智庫又該如何發揮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鑒中的作用，增強我國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唐洲雁：中國學者要以開闊的視野、包容的胸襟，從話語體系建設著手，提煉標示性概念，打造易于被海外學者理解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豐富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術手段；同時，聚焦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中國問題，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討論和研究。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各級各類智庫要加強協作、深化研究、主動發聲，讓世界真實、立體、全面地了解中國，回答好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問題。

魏海生：中國學者要堅定“四個自信”，在對外交流中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要勤練內功，深刻領會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準確把握中國主張、中國故事的內涵，不斷推出面向國際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知己”更“知彼”，全面把握海外中國研究的動向、重點和有關學者的研究專長、方法與主要觀點，就他們關注的領域主動設置議題，展開對話交流，及時解疑釋惑。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是“傳話人”，轉述世界對中國的評價看法；是“傾聽者”，聆聽中國面向世界的自我陳述；是“傳播者”，把中國的聲音傳給世界。我們要在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和他們良性互動，使他們成為促進中國與各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橋梁紐帶。

就中國智庫而言，要提高議題設置能力和熱點回應能力，既要圍繞我國外宣工作的重要議題和熱點問題有力有效開展引導，又要積極回應國際社會關切，做有深度的分析和研判；要積極推動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總結形成準確闡釋中國實踐、中國理念、中國價值、中國精神的對外表達方式，在此基礎上進行多語種譯介和跨文化傳播；要深化與國際智庫的交流合作，以參加國際論壇、合作研究、海外發表研究成果等多種方式，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要重視全球性共同性問題的研究，比如生態保護、扶貧減貧等，結合我國經驗向國際組織、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建議和幫助。

3、只有與不同國家的國情結合起來，中國方案才具有生機

光明智庫：中國學者與海外研究界溝通，面臨著如何打動人、說服人的問題。很多中國學者表示，今天對外交流的主動性、行動力都大大增強了，但效果并不理想。您對此有何改進建議？

魏海生：首先，應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國，加強對國際上涉華輿情信息的跟蹤、收集和研判，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思維向度的觀察者對當下中國的認識。同時，注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學術探討方式匯聚更多共識。海外中國研究學者來自不同國度、有著不同的經驗和知識背景，秉持的理念也迥然有別。中國學者應努力形成有效的對話渠道和對話機制，改變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最后，還可以借助海外研究者的影響力推動“中國聲音”在相關國家進行本土轉換。要與海外研究者建立起話語上的共同點、情感上的共鳴點，推動“中國聲音”沿著學術交流的軌跡在相關國家傳播，讓外國人講中國事，增強影響力與說服力。

張樹華：提煉中國經驗、提出中國方案，不應過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談無法得到其他國家的真心認同。必須善于提出真問題、提供真答案，根據不同國家正在面對、亟待解決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借鑒方案。中國經驗、中國方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操作系統。例如，非洲國家可以下載如何扶貧的App，東歐國家可以在此基礎上開發適合本地實際的企業和市場關系的App，等等。只有與不同國家的國情結合起來，中國方案才具有生機活力。

提煉中國經驗、中國方案，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把握策略。最近我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與國外同行交流中發現，多年來苦苦探索本國發展之路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充滿期待。但在中方專家的會議發言上，他們聽到的多是宏大敘事或一家獨白，缺乏針對性，不解渴。實際上，我們的一些專家往往“一稿打天下”，很少因地制宜地與對方分享具體的中國經驗。面對中國經驗，很多境外專家看不清、弄不懂，想借鑒學習卻不知從何下手。

對外講好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前提是科學辯證地總結經驗。不能錯置時空和語境，用錯表達方式；也不能過于籠統而失去針對性，把我們還在探索的東西當作經驗分享出去。對外宣介中國改革開放經驗，既要從宏觀層面講明黨的領導、基本制度、基本路線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本源，也要從中觀層次介紹諸如區域協調、產業發展等內容，更要善于講解特區發展、鄉鎮企業的微觀案例。最好一國一例、量身定制，供有興趣、有意愿的人“下載使用”。

唐洲雁：說服人、打動人，是提高對外傳播能力的關鍵，自信和真誠是贏得理解、獲得認同的兩把鑰匙。

我認識很多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他們遇到了在西方理論和知識框架內無法解釋的中國現象，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邏輯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經常失靈。這迫切需要我們立足中國歷史與實踐，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觀點。同時，由于我們和海外學者在立場、傾向、態度方面往往不一致，要想得到對方的認同，除了講清楚理論和邏輯，還需要真誠，形成共鳴與共情。用客觀的事實說服人，用鮮活的事例打動人，用豐富的情懷感染人，把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寓于中國故事，使人聽有所思，思有所得。

4、時刻秉持平等和尊重，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

光明智庫：當前，國際上“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等沉渣泛起，中國學者應如何正本清源，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

張樹華：文化走出去、文明交流不是建橋修路那樣照著圖紙就能完成的工程或技術活兒，而是需要精耕細作才能收到預期效果。當此世界變局之時，以傳播文化等形式塑造國家軟實力、塑造國家形象非常重要，但更要敢于直面迎接信息戰、輿論戰甚至混合戰。

在國際輿論斗爭中，要處理好“防御”和“進攻”的關系，也要善于順勢而為、另辟蹊徑，堅定維護國際公理、主張國際正義。追求軟實力，絕不是追求話語霸權，也不是炫耀文明優越性，更不是對外輸出價值觀，而是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這才是國際社會溝通民心、合作共贏的正道。

唐洲雁：在對外學術交流中，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務實的態度尋求中國經驗對本國的啟示。比如有學者建議本國政府“像中國一樣思考”。在中外文明對話中，我們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承認和尊重多樣性，同時要積極客觀地闡釋我們的理念。

魏海生：最基本的，是要提高對錯誤闡釋和話語陷阱的甄別能力。要洞察那些內嵌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等錯誤論調的危害，對海外學者和民眾的困惑，要及時回應，以理服人；對于別有用心的攻擊與詰難，要精準回擊，正本清源。

在此基礎上，大力推介中華文化，鞏固國際社會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基礎。注重挖掘中華文化的底蘊和內涵，宣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

要時刻秉持平等和尊重，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中華文明向來有“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的自信與定力。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來之中國，將貢獻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