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中日雙方原則商定，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于2020年應邀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這將是中國國家元首時隔12年后正式訪問日本。2020年2月底，安倍首相在會見訪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時表示，習近平主席今年對日本的國事訪問極為重要，日方將為確保訪問成功并取得豐碩成果做好精心準備。訪問期間，中日兩國領導人將就共同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進行頂層設計和規劃，其中，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加強第三方市場合作，將成為會談的重要話題之一。
2019年12月7日，“建構新時代中日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中日經濟技術合作軌跡與成果”圖片展在清華大學開幕，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等嘉賓應邀出席開幕式并為圖片展剪彩
第三方市場合作應運而生
第三方市場合作是由中國首創的國際合作新模式。2015年6月，《中法關于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它秉持“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由中國企業與有關國家企業共同在第三方市場開展經濟合作。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截至2019年6月，中國已經與法國、德國、意大利、韓國、新加坡等1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正式簽署了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文件。2019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中英雙語版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指南和案例》，介紹了產品服務等5個類別的21個案例，為中國與有關國家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提供了“路線圖”。
相比較與其他國家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日本只是一個“后來者”。對中日兩國來說，第三方市場合作是兩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的靈活形式。正如前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所言，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警惕質疑向客觀看待和積極參與轉變的過程。該倡議提出的前幾年，也正是中日關系整體處于低谷時期，日本態度并不積極，甚至抵觸情緒強烈。一些日方人士將其視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擔心會危及日本的安全。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可操作性、運營機制、經濟效益、潛在風險等，日本也存在不少質疑和擔憂。
進入2017年，中日兩國高層互動增多，回暖勢頭明顯，這也帶動了兩國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探討。時年5月，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出席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在與其會見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成為中日兩國實現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平臺。6月初，安倍首相在第23屆國際交流會議“亞洲的未來”晚餐會上發表演講時提出，“一帶一路，是一個連接大洋東西兩岸及其周邊多元地區、極具潛力的構想”，“日本將會基于這一想法來提供合作”。7月，習近平主席在G20漢堡峰會期間與安倍首相就探討“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合作達成一致，隨之日本各界的關注點開始轉向參與建設項目的可能性和具體商機。11月，安倍首相在APEC會議期間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開展互惠共贏的經貿合作，積極探討在互聯互通和“一帶一路”框架內合作。12月，安倍首相出席在東京召開的“中日CEO峰會”并發表主旨演講，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可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在沿線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
進入2018年，雙方合作的步伐穩步推進。時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日本，這是中國總理時隔8年正式訪問日本，訪日期間，中日簽署了《關于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6月，日本政府修改了以擴大鐵路、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出口為目的的“基礎設施輸出戰略”，首次明確了有關“中國和日本企業在第三國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內容。9月，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10月，安倍首相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也是其時隔7年的首次正式訪華。為落實兩國5月份簽署的備忘錄，中日兩國在北京舉辦了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中日兩國政府、企業和經濟團體之間共簽約52項備忘錄，簽約的項目涉及信息技術、節能環保、保險業務和能源合作等諸多領域，協議總金額超過180億美元。此后，中日兩國在構建合作機制、確立優先合作區域與重點領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2020年2月，中日第八次高級別政治對話舉行，雙方再次明確表示，同意加強第三方市場合作。
深化合作得益于多重動力
綜觀中日建交近50年來的歷程可以發現，中日兩國合作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曾遭遇不少曲折。兩國關系長期呈現“冷熱不均”（政冷經熱）、“冷熱不定”（時冷時熱）等特點。面對當下持續轉暖的中日關系，尤其需要我們珍惜和利用好。
第一，安倍政府主動調整了對華政策。據共同社報道，2017年底，安倍首相基本決定，將其本人提出的對外政策“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國際經濟帶構想聯系起來，改變該戰略牽制中國的目的，使其成為新的中日合作的基石。2018年以來，安倍政府逐步冷卻“印太戰略”并將其淡化為“印太構想”，同時強調該構想對任何國家均無排他性，體現出顧及中國疑慮、維護中日關系大局、希望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立場。2018年10月，安倍在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上強調，中日關系已經開啟由“競爭”到“協調”的新階段。2019年，安倍改善對華關系的熱情進一步高漲，一年間，兩國多次舉行高層會談，他也接連提出中日關系“新階段”“新時代”“新三原則”等新概念。
隨著日本政府對待“一帶一路”倡議態度的轉變，由其主導的亞開行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在2017年5月召開的亞開行理事會第50屆年會上，中尾武彥行長表示，亞開行愿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在開發性金融及基礎設施領域開展合作。
第二，中日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從雙邊貿易看，2007年至今，中國一直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據日本海關統計，2018年日本貨物進出口額為14865.7億美元，其中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3175.3億美元，占總額的21.4%，是與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的兩倍多，同比增長6.8%。
從相互投資來看，目前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止跌企穩，投資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中國日本商會發布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19年白皮書》顯示，2018年，日本對華投資實際使用金額38.1億美元，增長16.5%，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另據日本企業并購咨詢公司樂國富的統計顯示，2018年中國企業參與收購和投資日本企業的數量為59家，同比增長22%，達到5年來最高值。
從兩國發展階段來看，日本是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科技發達，管理先進。中國則是蓬勃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正從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增長，市場龐大，潛力無窮。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廣闊。
從兩國金融合作來看，2018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與日本銀行簽署了中日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34000億日元，協議有效期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這一升級版協議對中日關系、地區和世界意義重大。
單從旅游業來看，中國大陸也是日本最重要的游客來源地。日本國家旅游局2020年1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訪日游客人數中，中國大陸游客比2018年增加14.5%，達到959.43萬人次，創出歷史新高，占到整體（3188萬）的3成。相比之下，由于日韓關系惡化的影響，韓國赴日游客減少25.9%，降至558.46萬人次，排在第二位。
第三，中日兩國對外政策存在相通之處。日本政府現行的相關政策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存在諸多對接點。2013年，安倍在其第二任期內提出了“經濟增長戰略”（日本復興戰略），圍繞該戰略，日本提出了“產業復興計劃”“戰略市場創造計劃”和“國際拓展戰略”等3項行動計劃，這些內容與“一帶一路”倡議存有類同和交匯之處。特別是安倍政府2013年5月出臺的“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加大了對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出口。這一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內容和方向相契合，其目標是到2020年使日本基礎設施出口規模達到30萬億日元。2015年2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政府開發合作大綱》，作為最新指導日本對外援助的綱領性文件，日本從“政府開發援助”向“開發合作援助”轉型。近年來，日本還積極參與中日韓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多邊貿易談判。日本政府的上述對外舉措，與中國提倡的新型全球化理念、開放型世界經濟等也都契合。特別是在美國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給全球經濟貿易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兩國主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既是雙方的共識，也是對貿易保護主義最好的抵御，將為國際社會合作提供良好典范。
第四，中日民間感情實現快速升溫。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在“一帶一路”合作問題上，日本企業界和智庫界，就發揮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自2017年以來，日本經團聯、經濟同友會、日本商工會議所與日中經濟協會等通過族議員、各省廳高官等渠道向首相官邸施壓，對政府進行游說，加速了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的轉變。2017年11月中旬，史上最大規模的日本經濟界訪華團到訪中國，專門就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意愿并進行相關探討。2017年11月底，日本在東京成立“一帶一路”日本研究中心，旨在加強學界研究，促進政府和國民的認識與理解。2018年5月，多名日本學界、法律界、經濟界等領域專家在東京舉辦“一帶一路”研討會，認為日中關系改善將為兩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創造有利條件，呼吁日本政府抓住機遇、積極參與合作。2019年12月，中日企業第三方市場合作交流會在北京舉行，60余家來自中日兩國政府、商協會、金融保險機構和企業的代表共同探討開拓、深化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分享合作的經驗和成果。
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日作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近鄰，守望相助、共克時艱。中日兩國民眾沒有因疫情的肆虐而疏遠，相反，中日友好的民間紐帶越來越緊，中日友好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疫情期間，日本政府和人民第一時間向中方伸出援手，提供了支持和幫助。不僅支持力度較大，而且形式也頗為令人感動：包括安倍首相在內的日本執政黨國會議員每人向中國捐款5000日元；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是首個向中方致電慰問的外國外長；96歲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通過網絡發視頻為武漢抗疫加油；前首相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各政黨領袖、各界人士及普通民眾通過發表談話、錄制視頻、發送郵件等方式對中國抗擊疫情的措施表示肯定；愛心日企紛紛捐款捐物；東京晴空塔專門點亮了紅色和藍色，與中國交好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在為武漢加油的視頻里唱起了中國國歌……
日方的上述舉動得到了中國民眾的積極回應：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向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當面致謝；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網上記者會期間親自錄制了大段感謝音頻；武漢市小學生致信安倍首相表達謝意；國內各大社交媒體上，中日涉疫情的積極互動長期占據頭條，大家紛紛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患難見真情”的精神叫好，向日方提供的支持和幫助表達感激；日本是中國以外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得知日方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不足后，中方立即向日方表達提供協助意愿，經緊急協調，中國向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捐贈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簡言之，經歷這次疫情的多層面互動，為中日兩國民間輿論帶來了相當程度的觸動，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支持、多一些合作，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當然也要看到，雖然兩國在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方面正面臨近年來最好時期，但我們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比如，日方對“一帶一路”的態度仍然不夠堅定，在合作時“有保留”“有前提”“不直接”；中日潛在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爆發的可能；美國這一外部變量也是重要干擾，等等。為此，我們要用好習近平主席訪日這一重要契機，維護中日友好合作大局，推動已確認合作項目盡快落地、實現多贏，繼續鞏固民間友好態勢，為兩國深化第三方市場合作，不斷注入新動力。
孫敬鑫 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