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日益頻繁，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對雙方經濟貿易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前，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興起，數字技術賦能貿易，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直播、3D、區塊鏈等重構了外貿企業所處的產業鏈和價值鏈，跨境電商、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線上采購等引致外貿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數字化轉型推動外貿企業提質升級，促進國際貿易走向高質量發展，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增添了新動能。

數字經濟在引領全球貿易未來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全球競爭的新領域及制高點，是帶動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的核心動力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力量。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李曉鐘教授所著的《數字經濟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一書，近日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圍繞數字經濟蓬勃發展背景下比較優勢轉化為比較利益的機制、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效率及貿易潛力、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數字經濟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的影響、推進機制與實現路徑等主題，通過全新的理論探討、實證檢驗與案例剖析，得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結論，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思路，既有理論前瞻性，又具有實踐可行性。同時，在以下五個方面作出創新：

一是構建了數字經濟發展中比較優勢轉化為比較利益的理論框架。《數字經濟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一書，率先深入探討了數字經濟發展中影響比較優勢轉化為比較利益或經濟主體獲得較多比較利益的關鍵因素，提出了比較優勢的利用、創造和提升是影響“轉化”的基礎因素，交易效率是影響“轉化”的市場交易因素，持續的制度創新是影響“轉化”的動力因素，并且從研發設計、生產過程、管理過程、營銷模式和營銷渠道等探究數字經濟對比較優勢轉化為比較利益的影響，豐富了國際貿易理論，為數字經濟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的促進提升提供理論依據。

二是全面分析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效率與貿易潛力提升問題。作者利用計量模型，深入研究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全部貿易產品、裝備制造產品、農產品的出口貿易效率、貿易潛力及相關影響因素，估算并比較了各個國家各類產品的貿易效率與可拓展的貿易潛力，并對相關因素，如信息化發展程度、雙邊關系、基礎設施水平、通關情況以及經濟自由度等對釋放出口貿易潛力、提升貿易效率的影響，揭示了信息化發展程度對釋放出口貿易潛力存在滯后效應的特征。

三是系統研究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通過計量模型的分析，作者以整體、區域和產品結構為劃分，分別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不同收入國家的不同貿易結構影響效應不同，存在著“創造”和“替代”雙重效應，揭示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因國家收入水平不同、貿易結構不同而異的特征，并指出互聯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創造效應。

四是以實證分析數字經濟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的影響。作者在分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與特點的基礎上，利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面板數據，從整體、區域和時間維度上分析互聯網的發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并以跨境網絡零售出口額位列全國前茅的浙江省為研究對象，剖析了浙江跨境電商發展現狀及特點、跨境電商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引擎作用以及浙江跨境電商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與此同時，作者也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為更好地利用互聯網、跨境電商等方式，提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競爭力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決策支持。

五是深入探討數字經濟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的驅動機制、實現路徑與政策建議。作者從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貿易便利度、提高產品競爭力、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拓展貿易內容、引領數字貿易發展等角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發展的驅動機制；從引導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合作和“走出去”、培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應用平臺、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數字經濟+”服務產業等方面，探討數字經濟下加快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的現實路徑，并從學理角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為擴大數字經濟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的有利影響提供決策依據。

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曾指出：“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數字經濟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內容豐富、邏輯嚴密、資料翔實、見解獨到，是作者在其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融合產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基礎上的進一步完善補充。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不僅豐富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理論，也為我國對外開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決策借鑒。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者系浙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