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為一條東起中國古都長安（今陜西西安市），西經河西走廊、新疆地區通往中亞和西亞，一直向西抵達地中海東海岸安都奧克（今伊拉克幼發拉底河口附近），全長7100余公里的交通線路，命名了一個極富詩意的名字——絲綢之路：“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聯結中國與河中（特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這個名稱，很快得到東西方眾多學者的認同。
隨著人們對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以及東西方交通、文化交流的拓展，絲綢之路的概念也不斷得到充實。其實，從空間上看，包括中國與西方交通線路的鏈接和溝通；從內涵上看，包括沿線各國各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藝術、科技、宗教等多方面的往來和交流；從時間上看，不僅僅局限在公元前114年至127年，而是伴隨了東西方各國各民族2000多年的發展史。尤其重要的是，在我國境內，無論陸地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還是草原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都因為其所蘊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歷史內涵，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它們也理所當然成為了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
絲綢之路·素有“沙漠第一泉”之稱的甘肅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
（一）
古代絲綢之路最初是一條商貿之路。沿線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在經濟上互通有無，是其溝通交往的原始動力。而政治上的經略，則是絲綢之路持續暢通的根本保障。古往今來，伴隨經貿往來和政治經略，絲綢之路也成為了生活、文化、宗教等交匯融合的紐帶，承載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各民族在這個大通道共生共榮。在中國，絲綢之路更是生動演繹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程。
經濟上的互通有無，成為溝通絲路交流的極大動力。
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的商王武丁之妻——婦好墓中的300余件玉石雕刻品，經鑒定“大體上都是新疆玉”且“所發現的3件小型玉雕經鑒定都是新疆籽玉”。籽玉乃俗稱的“羊脂玉”，是品質最優的和田玉。古代，新疆玉石運往內地的必經之道要通過敦煌的“玉門”，玉門也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此類考古發現說明，早在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以前，月氏、烏孫及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便已經在河西走廊沿線游牧遷徙，并且踏出了一條貫通亞歐大陸的草原通道，充當了早期溝通東西方貿易的主角。河西走廊頻頻出土和發現的海貝、石璧、玉璧、綠松石、骨貝等遺物也說明，當地的史前先民已經同外界進行著貿易往來，進而形成早期的海貝之路、玉石之路、青銅之路，也孕育了絲綢之路的雛形。繼匈奴之后，突厥人、鐵勒人、鮮卑人、蒙古人等諸多北方游牧民族相繼與中原漢族一道，肩負起溝通東西方地域間往來的歷史重任。可以說，游牧民族和定居的農耕民族經濟上的互補需求，是絲綢之路開通和持續繁榮的主要動因。
據《漢書》記載，西域胡商前赴后繼來到中原是因為“其欲賈市為好”。當時，西域物品在中原地區非常受歡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正是在這種互通有無之中得以不斷深入、共生共榮。其中，“汗血寶馬”曾經在漢代絲路關系中充當了重要角色。漢朝對大宛進貢的“汗血寶馬”極為看重，甘肅敦煌郡作為負責接收貢品的首個驛站在迎接寶馬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如甘肅、寧夏、青海等地出土、出現于南北朝與隋唐之間時期的東羅馬金幣、波斯薩珊銀幣等。諸如此類，絲綢之路沿線發掘的各類錢幣等也都見證了各國各民族的互利共贏。敦煌遺書《兒郎偉》記載，唐代敦煌市場繁榮，有許多西域人和外國人開設的店鋪。其市場上所見的商品，有產自西域和中亞地區的胡粉、青金、胡酒、胡棗、大食瓜等，東羅馬的銀盞，粟特地區的金花銀盤子、金花瓷瓶子和紅繡毯，南亞或東羅馬的珊瑚、珍珠，波斯的琉璃、瑪瑙、琥珀，印度的砂糖與香料等。中國本以絲綢名聞天下，但這一時期敦煌市場上也出現了產自中亞的織錦。大約在5世紀，中國絲綢紡織技術傳入波斯，波斯人掌握了錦綺等高級絲織品的制作。很快，這種改良過的“波斯錦”在中亞、西亞等地開始盛行，并逐漸流入中國。
政治上的經略是促進絲路交流的根本保障。
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使者張騫從長安出發前往西域，公元前126年才返回長安。第一次出使，張騫帶回來關于西域的地理、民俗、物產、軍事等重要信息，為此后漢朝經略西域打下了堅實基礎。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分別出塞2000余里，匈奴王廷遠遷大漠以北。為鞏固戰果，“揚威德于四海”，漢武帝接受張騫結好烏孫的建議，第二次遣其出使西域。此后，漢朝與西域的交通往來基本保持暢通。
繼張騫鑿空之舉后，東漢使臣班超對西域地方實現了更有力的管轄。出使西域31年，班超功績卓著，且待人寬愛有加、宅心仁厚，與當地各族百姓培養起深厚感情。
隋、唐時期，中國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局面，國力空前強大。加強對外交往、維護絲綢之路暢通已是朝野共識，并且有了進一步的制度保障。隋煬帝十分重視經營絲路，與西域聯系更為密切。他曾命吏部侍郎裴矩統管絲路貿易，招徠西域胡商。裴矩多次出使西域，所撰《西域圖記》記述了當地的基本情況。隋煬帝還親自西巡至張掖，召見了高昌、突厥等27個地方政權的首領等。
唐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唐太宗重新打通絲綢之路，建立安西都護府（后又設立北庭都護府）。自此，各地方政權尊稱唐朝皇帝為天可汗。安西都護府下轄龜茲、焉耆、于闐和疏勒等安西四鎮，是維持絲路通暢的軍政管理機構。在塔里木盆地東部，主要是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市）和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縣）等地，則實行與中原行政管理體制一致的州縣制度。隨著唐朝的全面強盛，尤其在貞觀、天寶、開元年間，河西走廊絲路綠洲沿途成為“閭閻相望、桑麻翳野”的富庶之地。
文化的交流是絲路溝通的精髓所在。
絲綢之路不僅影響了各國和各民族的文化表象，而且深深地影響了各種文化的實質內涵，文化成為絲路交流的靈魂。伴隨絲路而日益深入的經濟交往，文化交流也不斷深化，各國各民族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極大豐富。其中，語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如漢語的葡萄、苜蓿、獅子等名詞，來源于波斯語；波羅球、波斯棗、菠菜等名稱，都是以這些物產的故鄉“波斯”來命名的。絲路沿線各地區各民族，都創造出了極為厚重的文化財富。在我國，佛教、伊斯蘭教以及石窟、敦煌經卷、西夏文大藏經等，都是文化傳播和交融的產物。
各民族長期、廣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堅實基礎。
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民之間的交流。據《后漢書》《三國志》《高僧傳》等文獻及新疆吐魯番文書記載可知，從東漢中期以后，就有中亞的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及印度北部的天竺人等陸續移民到我國西域、敦煌、長安等地。其中從陸地進入的外國人主要越過蔥嶺進入并留居敦煌，一部分人繼續東進。這一時期河西走廊商貿經濟的繁榮還可從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得到最直接的反映，北魏290窟、西魏285窟、北周296窟窟頂繪制的壁畫中均有大量世俗生活的場景。如壁畫《福田經變》就描繪了中原商隊與西域商隊相遇的生動場景。
隋、唐、五代時期，粟特人及其商隊是活動于絲綢之路的重要角色，他們長期生活在敦煌、涼州和中原地區。敦煌遺書《天寶十載差科簿》中記載，敦煌所轄13個鄉中有一個名叫從化鄉，該鄉居民中就有曹稍稍、安好子、康阿攬延、史佛舤、米拂耽延、石羯槎、何尼尼、羅阿鐺等胡人姓名，明顯可以看出“昭武九姓”中的胡人較多。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疆域最為遼闊的時期，東西方貿易和海路交通都很發達，特別是蒙元初年成吉思汗的西征及四大汗國的建立使得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再度興盛起來。陸上絲綢之路前所未有的暢通，大量中亞、西亞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通過經商等途徑來華，經陸路到達我國西北地區，留居過程中逐步與周邊的漢、蒙古等民族通婚、相融。
歷史證明，絲綢之路也是民族融和的大走廊，各民族在這條漫長的走廊中來來往往、進進出出，交往交流交融的腳步從未停息。從春秋至兩漢時期的月氏、烏孫、羌戎、塞種、丁零等，到秦漢之際興起于北方的強大游牧民族匈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更迭頻繁的各族群，再到隋、唐時代的吐蕃、回鶻、突厥，然后到幾次西征的蒙古人……各民族你來我往、誰也離不開誰，成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古代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更是一條友好之路。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特征的絲綢之路精神。這種精神不僅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也構建了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之間以及東西方之間關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則，造就了絲綢之路對于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
和平合作是絲路交流的前提。
曾有王莽篡漢，西域受匈奴控制而導致絲路中斷。東漢西域重歸，絲路復通。漢末，中原紛爭，絲路又斷，直到魏晉南北朝。然而，即使在這些短暫“斷”的時期，絲路的交流仍然在進行。魏晉南北朝，中原與西域以及西域與中亞、波斯的交流并未中斷，嘉峪關、酒泉墓葬中的壁畫和畫像磚就可證明。唐朝時期，中國的疆域擴展到空前程度，陸上絲綢之路東段和中段都在大唐帝國的范圍之內。為維護絲路暢通及過往商旅和使者安全，唐朝在重要據點上都駐扎有人數不等的軍隊，按規模大小分別稱為“軍鎮”“守捉城”“戍”“烽火臺”。西域和沿線完善的行政管理機構、軍事建置，為絲綢之路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可靠保障。因此，也才有邊塞詩人岑參描繪的“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以及元稹筆下“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的景象。
開放包容是絲路交流的前提。
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各民族聯系在一起了，中國與世界聯系在一起了。尤其漢、唐時期，中國更是以恢弘氣度向世界敞開胸懷，薈萃各種文化，促進自身文明繁盛。中西交往加強，各國使節往返頻繁，胡商販客絡繹不絕，河西走廊的敦煌等地變成了經濟文化交往交流的咽喉重鎮，敦煌文化成為了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四大文明體系交匯融合的結晶。中華文化開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態，注定了其必然有廣博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是中華民族顯著的文化特征。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滅，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發展、并存創新。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南石窟、北石窟等宛若繁星的石窟點綴在絲路，難以計數的民間畫師、雕刻師、建筑工匠等心甘情愿為石窟藝術默默奉獻，這也正是佛教文化與中原儒家文化融合共生的結果。“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在歷史演進中形成的極強包容性體現于各方面。比如，“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就是一個縮影。又如，受益于絲路，葡萄、石榴、胡桃、胡蘿卜、胡椒等西域和中亞西亞的食物，都早已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美食。
絲綢之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城區的絲路風情主題雕塑 李小林/攝
互利共贏是絲路交流的基礎。
歷經2000多年風雨，絲路上的各地區各民族以及中國與沿線國家都已經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聯系，這條路自身也已成為一條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互利共贏之路。在歷史的跌宕起伏中，絲路貿易固然會在某個區域、某個時期受到影響，但由于地緣格局和經濟利益的巨大引力，無論陸地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對新的貿易路線、新的貿易伙伴和新的貿易方式的拓展努力一直處于不斷延續和發展之中。例如北宋時期，吐蕃扼守河西走廊涼州和絲路南道，通過貢賜貿易、市場貿易等多種形式，與中原及周邊地區建立密切的商業關系，形成相對穩定的共同市場，推進了絲路的發展。控制絲路青海道的吐蕃地方政權對往來使團、商隊實行保護政策，保證了北宋對外貿易依舊通暢。青海都蘭出土的吐蕃時期文物，就有大量來自波斯的“波斯錦”和來自中亞的“粟特錦”。刺激往來的經濟動因非常強烈，以至于歷史上富有冒險精神的匈奴、鮮卑、柔然、月氏、突厥、粟特、波斯、吐谷渾、昭武九姓胡人等跋涉在戈壁大漠、雪山草原，造就了絲路最活躍、最有生氣的商業貿易。
互學互鑒是絲路交流的目標。
張騫兩次出使，向西域傳播了中原文化，也引進了各種西域物產及文化。西漢時期，中國船隊就抵達印度和斯里蘭卡，用絲綢換取琉璃、珍珠等物品。作為中國歷史上對外交流的活躍期，唐朝通使交好的國家多達70多個，長安城里來自各國的使臣、商人、留學生成群結隊。這些廣泛而深入的交流促進了中華文化遠播世界，也促進了各國文化和物產傳入中國。15世紀初，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到過東南亞很多國家，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的肯尼亞，留下了中國同沿途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話。近代以來，在中亞、西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發現了數量眾多的中國古代文物。明末清初，中國人積極學習西方現代科技知識，歐洲的天文學、醫學、數學、幾何學、地理學知識紛紛傳入。通過絲綢之路，各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實現交流和對話；通過絲綢之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也走進中國，文明之間真正實現了互學互鑒。
（三）
歷史證明，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我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特征的絲綢之路精神也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鞏固和發展。
中國自古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不同時期各民族都從地域遷徙、共建政治秩序、經濟互補、文化交流等方面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尤其是通過陸地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大發展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政治共建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核心。
鑿空西域，標志著漢朝對西域進行的有效政治經略。從漢朝開始，歷朝歷代都不斷加強對西域的統轄治理和開發建設。時至隋、唐，對西域和絲綢之路的經營達到空前程度。在經營絲綢之路、開拓西北疆土的過程中，許多民眾或遷入中原或遷入西域，各民族的交往不斷密切。正是通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的政治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才得以持續進行和不斷深化。
經濟互補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基礎。
不同經濟類型之間具有一定的互補性。無論哪個朝代，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都進行著多層面、多途徑的經濟交往，從而使各自需求得到滿足。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絲綢之路上的各民族通過互補互惠的族際經濟聯系，通過遷徙雜居和族際通婚等途徑，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尤其是中原農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通過絲綢之路以及貿易、和市、朝貢、移民實邊和屯田等方式，形成了極其緊密的聯系，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經濟基礎。
文化交流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推動力。
中華文化體系中的大一統思想，始終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強大精神動力。在民族交往史中，雖然有征戰、割據的時候，封建統治者也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但中華大一統思想以及中國文化的“和”“合”精神一直是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黏合劑和推動器。絲綢之路的各民族通過文化交流，加深了相互了解、相互學習，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這種交流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人文基礎。
思想認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精神紐帶。
絲綢之路的歷史表明，通過數千年的經濟互補、文化借鑒、政治凝結，我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達成高度的思想認同。正是因為具備這樣的高度認同，來自外部的壓力非但不能打破這種“多元一體”的格局，反而更加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背景下，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我們更需要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不斷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此方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2021年第6期
文：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 馬東平
責編：張昀竹 江凌
流程·制作：張偉（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