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沈耕夫，原名沈文亮，近湖街道中堡人。他從事新聞寫作40余年，累計撰寫消息、評論、生活隨筆和散文2000多篇，字數200萬字，不少作品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農民日報》《新華日報》《鹽阜大眾報》錄用，近百篇作品在各類征文中獲獎。他寫的《農民想著他》獲得《人民日報》“今日談”欄目征文一等獎，《可憐天下種田人》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好稿一等獎。同時，也多次獲得各級部門的表彰。曾連續23年被建湖縣委宣傳部評為優秀通訊員，11次獲得特等獎。1989年,他被表彰為全國首屆農民優秀通訊員。他被人們稱為“農民記者”，成為廣大農民的“代言人”。

沈耕夫與作者亦師亦友。作者在青年時期與沈耕夫交流探討、共同寫作。沈耕夫對新聞事業的執著和熱愛深深觸動作者，對其后來的寫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是一篇遲到了十七年的文章。

耕夫先生在世的時候，經常跟我開玩笑，他百年之后，讓我一定寫一篇關于他的東西。對于他的這一玩笑也好，請求也罷，其實在他身體還算硬朗的時候我也寫過他，發表在一些報刊上，曾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我當然知道耕夫先生跟我開這些玩笑的本意，就是非常看重我們之間的關系。那么，在他走了這么多年后，我為什么遲遲沒有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在我心里，從來就沒有接受過那個風趣幽默、樂觀向上、充滿激情的耕夫先生已離開我們的現實。

今天動筆寫下此文，主要是實現耕夫先生當年的夙愿。還有兩個原因，一是清明節期間耕夫的女兒沈耘跟我聯系，談起了她爸爸的歷歷往事；再有，我偶翻朋友圈發現陸應鑄寫了一篇《懷念耕夫老師》的文章，對我觸動很大。說實話，我真不愿見到這懷念的字樣，尤其是把它與耕夫先生放在一起。看到專門寫懷念耕夫的那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復雜，一下子就糾結起來，有許多關于他的往事難以釋懷，那個活生生的耕夫先生，仿佛又在我的眼前談笑風生。

一

認識耕夫先生是上世紀80年代末，那時，我是軍隊院校新聞班的學員，被安排在北京幾家中央主要媒體實習。一天，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遇上了一位資深的老編輯，他在跟我寒暄時，問我是哪里人，家鄉現在怎么樣？當我告訴他，我的家鄉在江蘇建湖時，他立刻眼睛放光，驚喜地問我：“你認識沈耕夫嗎？”我誠實地告訴他，我很小就離開家鄉，對家鄉的那些人和事不是很熟悉。這時，他卻興奮并替我自豪地說，我對你們家鄉很了解，收到和編輯了不少關于你們建湖的稿子，這些稿子都是一個叫沈耕夫的農民采寫的，這個沈耕夫非常了不起，人很勤奮，他的稿子語言很樸素，有自己的風格，問題抓得又很準，他恍然大悟地說：“這不，今天的《新聞和報紙摘要》還摘發了他的一篇《贊布谷鳥又叫了》言論稿呢。”

那天，離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后，我找到這篇《贊布谷鳥又叫了》的小評論稿，進行了認真學習研究。這篇稿子語言樸實生動，沒有一句華麗的詞藻，但立意卻很高，通篇就是以講故事的形式告訴讀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民們勁頭足了，收成好了，多年不見的布谷鳥又來了。從布谷鳥的叫聲中，看農民因黨的好政策得到實惠的喜悅心情，在描寫故事時夾敘夾議，寫得非常鮮活。

這篇稿子首發在農民日報上，也就200字左右，農民日報的編輯很識貨，作了特殊處理，在一版加了框發表出來。后來，被各大媒體相繼進行了轉發，還獲得了當年“全國好新聞”三等獎。要知道獲“全國好新聞獎”是每一位專職記者夢寐以求的事，難度可想而知，一個農民能夠獲得如此殊榮，可見他是多么的不簡單。

對于我這個學新聞的人來說，這篇稿子給我的啟發非常大，觸動也很大，在大學里學了幾年遣詞造句，“五個W”，消息、通訊、故事、評論、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的寫作要素和技巧，寫出的稿子常常被編輯否定，要么說是問題沒抓好，要么說是寫得有問題，要么說是新聞性不夠，要么說是寫得太平、不活，沒味道、不生動……

看到一個農民用自己常用的話語，寫自己身邊的故事，平常的敘述，既不會去“巧妙構思”，又不用多少寫文章的“技術”，平平實實，都是有感而發。從此，我就留意了這個叫沈耕夫的農民作者，并把他散見在各種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剪下來，專門為他弄了個“剪報本”，反復研究他的寫作風格和特色。耕夫先生很會說故事，什么事從他嘴里說出來，筆下寫出來，一定有不一樣的感覺。我是打心眼里對他佩服和敬重。久而久之，受他影響，我的寫作取向也從天上回到了地上，以居廟堂走向田間，把眼睛盯在平凡人普通事上，很快就大有收獲。當然，這些都得感謝這個未曾見過面，他還不知道我的耕夫老師。

二

那年暑假探親回鄉，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急切想見到這位耕夫老師。當時，我在建湖老家兩眼一抹黑，幾乎沒有任何人脈，只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老編輯那里知道這位沈耕夫老師是中堡村人。我問父親中堡村在哪里，準備冒昧直接去找，父親聽說我要去中堡找人，告訴我，我們家有親戚在中堡，可以通過他們幫忙找，父親問我要找的人是誰，我說一個叫沈耕夫的，父親說我們家的親戚就姓沈，他是叫沈文亮，這人好像在中堡還比較有威望。

父親帶著我到中堡走訪親戚去尋找沈耕夫。中堡村離我家也不遠，也就三四公里路，這個自然村依河而建，河的兩邊密密麻麻地住著一戶戶人家，這個村莊的主體在河的最北頭，大約有幾十戶人家，我的親戚沈文亮就住在這村莊的河西。能看得出來他們家在這里很有威望，四鄰八舍的見到他們家的人表情都帶著幾分尊重和敬意。走進他們家，只見一個清瘦的中年男子，穿著老式中山裝，留著小平頭，臉上架著一副黑框眼鏡，端坐在堆滿報刊的堂屋里東側八仙桌上，正埋頭奮筆疾書。見父親和我到來，他示意我們先坐，趕忙讓他的愛人燒茶接待我們，他說他正在寫個東西，馬上就好。

過了幾分鐘，他站起來掇一掇手中的稿紙放在一邊，便高興地對我父親說：“什么風把你們給吹來了！”父親邊向他介紹著我，邊說明來意，當他聽說我們是來找沈耕夫的，他爽朗地大笑起來：“爹爹，我就是沈耕夫啊！”見我父親一臉疑惑，他一五一十地跟我們講沈耕夫這個筆名的來龍去脈。“這真是有眼不識泰山，自家人不識自家人了！”兜了一個大圈子，找了半天，這個沈耕夫就是沈文亮，還是咱家的親戚。

耕夫先生年輕時當過幾年兵，留小平頭的習慣就是從那時養成的，他們那會兒當兵退伍回來有特殊政策，給他安排了工作，本來已是“吃公家飯”的他，后來不知又怎么陰差陽錯，把“鐵飯碗”給弄丟了。他文化本不高，初中畢業去當兵的。當兵那會兒，因他肚子里有點“墨水”，在連隊當過文書，他告訴我，在那個崗位上他得到了鍛煉，見了世面，長了見識，還練就了一身舞文弄墨的本事。后來回到鄉下，因得了一場肺病，干不了農村的重活，他又撿起了這個“活兒”，經常寫寫身邊的好人好事，發到縣廣播站和本地的報社，沒想到他的稿件采用率還較高，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再以后寫稿成了他離不開的生活方式。開始家人見他寫稿完全著了迷，家里的“油瓶倒了也不扶”，經常和他置氣，后來愛人見和他生氣也沒用，干脆就隨他去了，也不指望他為家里做什么，習慣了就不煩了。

可沒有想到的是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全家老小都慢慢跟著他搞起了新聞報道，不光他自己處處做有心人，家屬、子女也逐漸變得耳聰目明，經常給他提供新聞線索。在他們心中、眼里，普通百姓生活常態中發生的變化、變故，都是他們全家搜集的素材。那些張家長、李家短的生活鎖事也有新聞價值。老沈每天晚飯后都要和全家人開個小會，碰一碰情況，把家里人在外見到的、聽到的一些秩聞趣事進行匯總，從中來發現有價值的東西。久而久之，老沈家也就成了“新聞中心”。他家的人總是絡繹不絕，那些鄉里鄉親把在外邊遇到的、聽到的新鮮事，都喜歡先到老沈家報報料，這還不算，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如遇不公，受了委屈，家里有什么難事，也會主動上門來求老沈拿主意、出點子和想辦法，儼然老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鄉下的“包青天”，是他們心中最靠譜、最信得過的人。每每碰上這樣的事，老沈總是不厭其煩，聽得非常認真，記得最全，他把群眾反映的最集中的意見，通過自己的方式，反映給村里、鄉里、縣里有關部門，對一些普通現象，還通過讀者來信、小評論等方式寫成稿子，向新聞媒體反映。他的新聞作品之所以受到各級新聞單位的青睞，最大的特點就是每一篇都帶著泥土的芬芳，真實反映農民們的心聲和基本的生活狀態，也是各級領導關注的一些事，雖然一些看似小事，實際上都是以小見大，相當有分量、有價值、接地氣的。

三

真正了解耕夫先生其人，是我對他有了一些認識后，覺得他本身就很具有新聞價值，心里就有了對他進行采訪的念頭，寫寫他的事跡。那年，部隊又把我派到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實習，春節放假回鄉，我又聯系他，向他說明來意。我們再次見面時，他對我有了更多的了解，主要還是通過人民日報上由我采寫了幾篇關于家鄉建湖的稿子，產生了一定的反響，他對我有了特別的興趣。尤其是他對我獲得首屆大學寒假見聞征文一等獎的那篇《望盛河畔喜與憂》，他竟能一個字不落的記在心里；還有關于宣傳鎮南村發展集體經濟那篇《水鄉明珠》，用他的話說，是我把森達第一次推上了人民日報；再有獲得人民日報“在黨支部書記崗位上”征文二等獎的《升騰的煙火》那篇通訊，因為他的女兒沈耘在縣花炮廠工作，他對那里的情況非常熟悉，他認為我以日記的形式寫，這個角度選得很巧妙，很有特點。這次見面，本來是我采訪他的，最后成了他對我作品的評價、討論的聚會。我知道，他是用一種方式婉拒我對他的采訪，他無意中也流露出了這一點，他告訴我，我是采訪他本人的第一人，平時寫別人，真的輪到有人寫他，他覺得有些為難，也不想被別人寫。

第一次采訪耕夫先生，吃了閉門羹，這個寒假我連續去了幾趟中堡村，正面不行，我就通過和他聊閑天的辦法，想從側面迂回對他進行采訪。每當我“誘敵深入”時，他總是有高度的警覺，把話題故意扯開，談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講他自己的事。現在想起來，他是我新聞職業中最難對付的采訪對象。記得在我這個假期第三次去中堡村的那天晚上，已是8點多鐘了，我風塵仆仆地跨進他家門時，仍伏案趴在那張八仙桌上寫稿的耕夫先生見到我，抬頭便問：“你怎么又來了？”我開玩笑地說：“你不歡迎我馬上就走！”他放下手中的筆緩緩地說了一句:“我真佩服你這個大學生的韌勁，有這個勁，將來一定有出息。”

那天的話題，我們從他家堂屋東墻上貼的那張巴爾扎克雕塑像畫拉起的。我問他為什么家里貼著這張畫，“是喜歡巴爾扎克？”他不假思索地告訴我：“因為我不但喜歡巴爾扎克的文學作品，更喜歡他這個人身上特有的精神。”他指了指他身后一堆發黃的書籍說：“這些都是巴爾扎克的作品集，只要我出差去大城市，定會到書店買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義激情和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我這個‘半瓶醋’的業余新聞工作者，不像你們科班出身，沒經過系統培訓，只能靠自學了。”“我認為搞新聞的人，首先要喜歡這個職業，喜歡才有激情，有激情才能不斷去發現探索；再有就是要有批判精神，有批判精神才能發現問題，抓住問題；當然，還得了解和熟悉黨中央的精神，路子要對頭，要知道上頭關心關注什么，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才有價值。”

打開話匣子的耕夫先生，談起他的新聞經頭頭是道。實踐出真知，看得出來，這是他這些年執迷于新聞事業的真實體會。接著他跟我講述了巴爾扎克這尊雕像的創作過程和對他搞新聞的啟示。講起這個故事時，他的情緒一下子高漲起來，他指著墻上的巴爾扎克雕像問我，知不知道為什么這尊雕像巴爾扎克沒有雙手？其實不是巴爾扎克他本人沒有手，羅丹創作雕像的初稿是有雙手的，只是后來被他故意砸掉了。接著耕夫先生給我講起了事情的經過，十七世紀末，法國文學家協會委托羅丹雕塑一尊巴爾扎克像時，羅丹非常高興，當即表示：“我要做一番非同尋常的事業。”其實，在羅丹10歲時，巴爾扎克就已去世，但巴爾扎克的偉大成就讓羅丹十分崇拜，為了創作這尊雕像，在形象的塑造上，他做了大量的閱讀、考察和研究，前后作了四十多件形象習作，他認為形似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這尊雕刻要能夠反映出巴爾扎克熱情工作、艱難生活、不息戰斗、偉大的膽略和精神，最后羅丹對自己習作中的巴爾扎克夜間漫步的形象比較中意。這個形象反映了文豪習慣于夜間穿著睡衣，在星空下深思，那寬大的睡衣包裹著屹立的巨人。據說初稿出來后，羅丹在征求他學生、助手意見時，他的這位學生、助手贊美地說：“他這雙手雕得太好了！”羅丹聽后拿起錘子就砸掉了這雙手，因為在羅丹認為，如果這雙手過分突出，就會忽略主要部分。

講完這個故事，耕夫先生狡猾地反問我：“現在知道我為什么這么喜歡這幅雕塑了吧？！”我們寫稿子何嘗不是這樣，現在有些稿子寫得虎頭蛇尾，某一部分寫的看似精彩，過分渲染，但和文章整體不搭，不能渾然一體，這樣的稿子會讓編輯很為難，不用又舍不得扔，用了也別扭。我就是用這個雕塑的故事，在不斷提醒自己，稿子必須堅持“短、實、土、新”的寫作風格。那天晚上，我們聊得很晚，我被眼前的這位耕夫先生深深吸引，竟然毫無困意，忘了時間，當我看看手腕上的表時，已是凌晨兩點多鐘了。在我起身準備告辭時，耕夫先生習慣性地用他的方式對我進行了挽留：“大學生如果不嫌棄，要不就在我報刊上打個地鋪，湊合睡一晚上。”看得出，他這里平時外地慕名而來的文友肯定不會少，這已成了他的“待客之道”了。恭敬不如從命，這一夜他和我同躺在他用報刊搭的地鋪上，一點睡意也沒有，我們一直聊到了天明。

四

自從那次徹夜長談，我和耕夫先生除了親戚關系，又多了一層關系，成了名副其實的文友。后來一些年，只要我回家鄉，每次時間雖然不長，但基本都和耕夫先生泡在一起。開始他還在近湖磚瓦廠弄了個兼職，后來不知什么原因不干了，我們有足夠時間交談、采訪、寫稿。每天早上八點鐘左右，他定會推著那輛破舊的二八自行車，車把上掛著一個黑包和一只用草繩子捆著的、大罐頭瓶做喝水杯，出現在建湖街南頭大橋邊的郵局報刊分發點上。他總是聚精會神地對當日來的一張一張、一本一本報刊進行快速瀏覽，因為只有在這里他才能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報刊。他和這里分發報刊的同志混得都非常熟，不但不煩他“添亂”，還主動幫助他，只要發現有耕夫的文章發表，會第一時間主動向他“報喜”。我隨他在報刊分發點的幾次，他每次都有驚喜，每次都能看到他發表出來的文章，只要有稿子發出來，他就會非常興奮，開心地笑，我也總是陪他一起高興。當身邊的人贊美他的時候，看他總是謙虛地擺擺手說：“小稿子，小稿子！”

耕夫先生熱愛新聞事業勝過愛他自己的生命，在他的業余生活中除了寫稿還是寫稿，他的朋友圈也是一些喜歡寫作的人，建湖這個地方喜歡舞文弄墨的人還是蠻多的。我在人民日報實習期間，負責編輯“在黨支部書記崗位上”征文，從全國來稿看，三分之一來自于江蘇鹽城，而建湖縣的就占了一半。難怪有人這樣說：“天下無鹽不成文”，而在我心目中“在鹽城建湖文墨最勝”。當然，外地人夸贊鹽城文章好，主要還因鹽城出秀才，毛主席贊賞過的“二喬”都是鹽城人，這兩個喬木，主席還親自給他們定位，稱胡喬木為“北喬”、喬冠華為“南喬”。建湖歷來就有一個創作的小群體，直至現在仍很活躍。當年，耕夫先生應該算是代表性人物，他在這個小群體中威望很高，大家都很敬重他。這個小群體中的人，有上過大學的，但大部分人都沒有上過大學，完全是憑自己的興趣愛好寫稿，靠自學成長，他們各有各的特長，個個都身懷絕技，每年每人在全國各種報刊上都能發上百篇稿件。他們都是我十分欽佩的人，只要我回到家鄉，耕夫先生就會挨個帶我和他們相認、相識。當年比較活躍的有“閔氏三筆”，他們是親兄弟三人，分別叫閔長富、閔長高和閔長鵬，還有彭大貴老人家，姜茂友、王學言、卞福昌、毛長軍、陳文祥，還有縣機關工作的周公祝、徐清國、朱旭冬等等一波人兒。我和這些人因為耕夫先生結下深厚的友誼，我們經常在一起，還合作寫了不少有質量、有影響的好稿子，當然我和耕夫先生合作得更多些，我們共同寫過幾篇“大東西”，和他一起出去采訪的過程至今我都歷歷在目，最難忘的一次要算我和耕夫先生到射陽那次采訪。

那年春天，耕夫先生給我來信，說射陽有個剪紙藝術家叫錢親華，他是一位幼年就高位截癱的殘疾人，但他沒有自暴自棄，而是自強不息，自學成才，到了20多歲，他剪紙方面的造詣已經相當了得，他的奮斗事跡感動多少人。正是由于他的事跡被媒體報道后，當地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輕村干部，被錢親華深深感動，主動找錢，愿意和他結下百年之好，照顧他一輩子。而錢親華本人卻因自己的身體殘疾，怕耽誤這位年輕的姑娘一生幸福，不敢接受這份愛情。這確實是個不錯的好素材，我心里一起惦記著，當時我還在部隊，正好有個出差任務，我向領導請假順道回老家幾天，其實我請假就是為了耕夫先生相約的這件采訪之事。

當時，建湖到射陽的交通不是很便利。由于時間緊，我和耕夫先生商量決定從建湖騎車到射陽，近百公里的路程，耕夫先生當年已是50來歲的人了，加之他有哮喘疾病，一受累就會喘，我們騎了幾十公里，已到射陽境內，我看他實在是再難堅持下去，心里很舍不得他，我說我們先住下休息半天，他卻堅持要繼續往前走。那時通訊也不發達，只有座機電話，沒有手機，非常不方便，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聯系個熟人都很難聯系得上。最后在我的堅持下，采取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和當地一位會騎車的壯勞力商量，給他點錢，由他來騎車、馱著耕夫先生。最后終于到了射陽縣城合德鎮，此時已是晚上八九點了。我本想找一個好點的旅館住下，耕夫先生就是不同意，說不要花冤枉錢，我們最后就在一個十分簡陋的旅舍住下了，這一夜我也不知怎么熬過的，濕漉漉的被子，散發著怪味，連個洗漱的地方都沒有，他怕我不習慣，不停地開導我“湊合著將就一宿”。天還沒亮，耕夫先生就拉著我到路邊的粥攤上喝稀飯，這樣的衛生條件我實在是張不開嘴巴，而看他喝得津津有味的樣子，突然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頓時覺得非常慚愧，于是一口氣喝了兩碗稀飯。也許是連日耕夫先生的一些舉動觸動了我的靈魂，讓我頓然開悟，為什么他能寫出那么多的好文章，源自于他始終保持著農民和普通百姓的本色，源自于有一種永不丟失的人民情懷。在以后的幾十年里，由于有了和耕夫先生這次同往射陽采訪的經歷，我也養成了一個習慣，不管我在哪里，即便后來到了北京工作生活，我都堅持每周起碼一次到一些小面館或者那些普通百姓和民工吃得起的小飯店吃一頓飯，來看看他們的生活狀態，聽聽老百姓們的聊天內容，這是一種情懷，它時常讓我反思，讓我不忘初心使命，保持農民的本色。當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正是有了這個習慣，對我的工作幫忙很大，始終準確知道民生民情，我還在工作之余，把在這里聽到的、體會到的東西寫成文字，有2000多篇發表在各類報刊上。

射陽之行采訪是成功的。后來，我和耕夫先生合作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報告文學《太陽同樣屬于你》，文章發表后，多家報刊轉載。這也是后來耕夫先生經常給人提起的他也寫過大部頭的作品。

五

從2000年后，由于工作緣故，我有十多年沒有回過故鄉，父母也隨我生活在北京，對家鄉的牽掛是我不盡的鄉愁。耕夫先生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人，開始我們還經常書信往來，后來慢慢通信發達了，他家里安裝了電話，也會通通電話。每次通話，耕夫先生都會交待我一句“別把我忘了啊！”怎么會忘記呢？即使我想忘記他，他也不會讓我忘記，只要打開報刊，就會時常出現我最熟悉的名字——沈耕夫，看到他的文章，只要有空我就會跟他通個電話，和他聊聊稿子，問候他老人家一聲。

雖然我采訪他始終沒成功，但在與他多次相交的過程中，我心中的沈耕夫先生總是清晰的、立體的。應該說，我是最懂他的人之一。我把對他的認識寫成了一篇通訊叫《爬格子的耕夫》，發表后，當地的一位記者也寫了一篇《紙上阡陌有耕夫》，鹽阜大眾報對他的事跡給予了整版報道。耕夫先生在之后跟我聯絡的時候，告訴我他更喜歡我寫他的那篇，他說寫得更像他。“農民記者”沈耕夫的事跡被報道后，來自全國各地的新聞愛好者慕名登門找耕夫先生來取經，為了滿足那些愛好者，耕夫先生專門舉辦了為期一周的“耕夫免費新聞寫作培訓班”，目的就是想培養更多的像他一樣的“土記者”，多宣傳黨的精神，多反映農村新面貌。

耕夫先生是2005年3月3日因哮喘病突然走的，他走的時候還很年輕，才64歲，走時他的家人也沒有告訴我，沒能到現場送他最后一程，也是我這輩子對他最大的歉疚和遺憾。過了很長時間，我才聽說此事，對建湖的那幾個文友好一陣埋怨。耕夫先生對生死總是那么坦然，記得他在世的時候，由于他身體一直不是太好，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就是個“癆病鬼子”。他和我幾次談到生死，他似乎預感到自己活不長壽，總在暗示交待我，要為他寫一篇祭文，有一次他還直白地跟我說：“我這一生沒做什么，但有一點希望你能夠寫出來，告訴活著的人，就是人活著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心中只要有夢，一定會覺得快樂！”。我當時還跟他開玩笑，那就寫“耕夫文亮”。他說耕夫是他筆名，文亮是他本名，把兩個名字放一起也能體現他這一生的特點，只不過他的文不算太亮。那時，他還特意給我講述了為什么用耕夫作為筆名，說他祖輩都是農民，都是耕田耙地的，自己本當農民，出去走了一圈，又回來當上了農民，他父母給他起“文亮”這個名，本想讓他多點墨水，這一生不再當農民的，但最后抗爭不過命運，他還是做了個地道的農民，他把父母給他起的名字改了，干脆就叫耕夫。這還不算，他給自己的三個孩子還起名叫沈耘、沈犁、沈耙。

即是當一個地道的農民，耕夫先生也沒有放棄父母對他的希望，他在做文的路上行走了大半生，做出了讓人仰慕的成就。他一生中，發表的兩三千篇文章，有不少是精品，也做到了像他本名一樣“文亮”，而且已經很亮很亮，至今也無人能夠超越他。作為一個“農民記者”，他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應該被載入史冊。

斯人已去，風骨猶存。耕夫先生做人做事做文永遠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