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紅 李金聰

高校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五路大軍”中的重要力量。在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過程中，廣大高校教師的普遍感受是，現在發表論文太難了。如果論文發表難的感受變成研究者的普遍心態，必將影響相關人員的積極性和相關學科的穩定持久發展。

當前文科“發文難”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從規模上看，在“破五唯”政策推動下，近些年論文規模急速膨脹的勢頭得到扭轉。2018年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至今已將近五年，從各方面情況看，“破五唯”行動已初見成效。經初步檢索統計，我國CNKI期刊數據庫中的理工科類期刊發文量2022年比2017年下降了37.1%，文科發文量2022年比2017年下降了40%。這意味著，在“破五唯”政策的推動下，我國科研人員過度追求論文數量的傾向已經明顯扭轉，國內的“灌水”論文在較大程度上得到擠壓。

但從代表較高水平的檢索期刊論文數據情況看，國內代表理工科較高水平成果的CSCD數據庫文獻量2021年比2017年只下降了1.6%，屬于正常波動，而代表文科較高水平成果的CSSCI數據庫文獻量2021年比2017年卻下降了7.8%，下降幅度相對較快。從國外的發文情況看，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作者地址包含“China”的理工科類期刊發文量2022年比2017年上升了64%，文科發文量2022年卻比2017年下降了13.9%。在Ei Compendex網絡版數據庫中國家來源為中國的發文量2022年比2017年上升了52.2%。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理工科的高水平論文并沒有因破五唯政策而減少，反而數量有所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理工類學科的科研水平的確有了較大提升，并沒有因為“擠水分”而下滑。相比較而言，文科高水平論文發文量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有所下降，說明文科領域受到的政策影響相對更大，在當前以“高水平、標志性”成果為導向的科研氛圍下，自然會導致文科發表檢索期刊論文的壓力相對加大。這種情況與廣大文科教師的實際感受是一致的。

當前文科“發文難”的成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破五唯”政策和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指標的影響下，國內高水平期刊對載文質量的要求逐漸提高，不少期刊增加了對單篇論文的字數要求，在期刊版面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每一期雜志的載文數量都有所削減，這就使得檢索來源期刊規模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發表的論文數量總體上出現明顯下降。同時，由于文科論文理論性更強，在國外期刊的發文量歷來大幅度少于理工科論文，在各界倡導“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背景下，文科論文在國外期刊發表的積極性遇到阻抑，導致文科論文在國外期刊的發表量也出現了明顯下降。以上兩種因素使得文科論文的刊發空間總體減少，發表難度自然增加。

另一方面，雖然“破五唯”政策打破了人們對論文數量的總體追求，但對“高水平、標志性”期刊論文成果的要求仍然被普遍保留，而且在考核晉級普遍存在最低數量指標和競爭壓力下，人們對高水平期刊論文的追求并未明顯減少。此外，國家近些年大力倡導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無論是各級文科科研項目管理機構還是各文科研究機構都加大了對文科研究的支持，項目數增加，支持經費增加，甚至研究隊伍也明顯擴大。在大多數項目結項、研究人員考核晉級和博士研究生畢業條件等仍然要求發表高水平期刊論文的情況下，文科論文發表的需求相比之前不減反增。在高水平論文發表供給減少、發表需求增加的雙向夾擊下，相關研究人員的“發文難”感受自然會明顯增強。

緩解文科“發文難”的辦法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治本之策是繼續深入推進“破五唯”。表面看當前的“發文難”是“破五唯”推行后產生的，但問題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政策執行的仍然不夠深入。未來，論文指標可以保留，但應該繼續堅持質量優先和創新優先原則，探索這些原則落實的具體辦法，替代數量指標和數量競爭的原則。其次，應適度增加高水平檢索數據庫來源期刊規模。在“破五唯”政策影響下，我國期刊論文的整體水平都在明顯提升，研究隊伍論文成果的水平也在大幅改善，一批原本在檢索數據庫來源期刊外的優秀期刊的辦刊水平和載文質量越來越得到社會的認可；在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大政策推動下，文科研究者隊伍的規模和素質也在提升；在論文本土化政策和國際意識形態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下，文科在國外的發文渠道將繼續變窄。綜合考慮上述諸多因素，當前確有必要盡快增加國內高水平檢索數據庫來源期刊的數量，以更好地推進廣大文科學科的發展。再次，應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盡快建立靈活高效的文科研究成果同行評議機制。從根本上看，各機構在當前實際中仍不能很好地拋卻唯論文的遺留，主要是沒有良好的可替代評價要素，替無可替。文科最有分量的成果形式是專著，但是至今沒有很好的外在指標可以作為普遍的評價依據；論文的質量水平本應該與期刊脫鉤，但是至今也沒有很好的替代指標。當前的同行評議機制正在全力推進中，但是卻仍然采取的是有限小同行評價機制，難免因立場、觀點和學識等的局限存在評價不公嫌疑。未來可借鑒知乎、豆瓣等社會公眾網絡評價平臺的評價機制，建立大眾學術評價機制，打造公開、透明的公眾學術評價平臺，開通新的學術評價渠道，提升學術評價的公平性。如此，不但能從根本上解決唯論文乃至“五唯”問題，還能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文科科研環境，提升文科科研服務社會的綜合效益。

（作者王建紅系華北電力大學大數據與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主任；李金聰系該實驗室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