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13年以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扎實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目前，中國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是全球經濟潛在快速增長的地區，也是全球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增長的潛在地區。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統計，2021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二氧化碳（CO2）排放總量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60%。大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人均CO2排放水平偏低，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致辭中，習近平主席指出“著力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要把支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融入共建‘一帶一路’”。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低碳發展、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為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重要合作內容之一。探索“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路徑與氣候合作策略，對促進“一帶一路”綠色、可持續發展，以及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發展現狀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第一產業占比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1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約占全球總量的42%，若不包含中國，則約占全球的25%。依據世界銀行對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約52%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屬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但根據《世界投資報告2020》對經濟體類型的劃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僅有20個國家為發達經濟體，屬于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轉型的共有17個，屬于發展中經濟體的國家共80個。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也包含世界35個最不發達的國家。

產業結構方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1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第一產業GDP占比均值約為11.67%，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0%；第一產業占比超過15%和20%的分別有41個和28個國家，其中塞拉利昂更是高達57.45%。2021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第二產業GDP占比的均值為27.64%，與世界平均水平27.21%基本持平，其中僅17個國家第二產業占比超過40%。2021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第三產業GDP占比均值約為52.15%，低于63.89%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僅19個共建國家的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能源消費以化石能源為主，可再生能源占比較低，區域間一次能源消費結構差異大

從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來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消費了全球一半的能源，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占全球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數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不含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約占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30%，能源消費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其次為煤炭。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能源消費結構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中亞地區和蒙古國的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最大，約為45%；俄羅斯和歐洲獨立聯合體國家的天然氣消費占比最大，約占該地區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50%；拉丁美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石油消費占比最大，約為50%。核能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東亞、中東歐，以及俄羅斯和歐洲獨立聯合體國家。大洋洲、拉丁美洲及除去中東歐、俄羅斯和歐洲獨立聯合體國家后剩余的歐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較高。

 絕大多數“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已制定或更新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并通過具體政策落實減排目標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溫控目標，目前共有146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提出了預期國家自主貢獻（INDCs）或國家自主貢獻（NDCs），并設定了未來溫室氣體減排的戰略目標。除上述頂層設計文件外，“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還制定了部門層面的實施規劃（表1）。在電力行業，絕大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采取提高能效及發展可再生或清潔能源的政策措施。在交通行業，則鼓勵發展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車，提高機動車的燃油經濟性，促進清潔燃料的應用。在農林業，以增加碳匯、減少毀林等措施為主。在廢棄物行業，主要是強調對廢棄物的管理及循環利用。

除上述基于行業的低碳轉型方案外，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也采用碳定價機制來促進低碳轉型；采用的碳定價機制主要為碳稅和碳交易。然而，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采用碳定價推動碳減排的國家并不多見。采用碳稅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主要有波蘭、烏克蘭、愛沙尼亞、新加坡、智利、南非、拉脫維亞、斯洛文尼亞、葡萄牙、盧森堡，碳稅征收的對象主要為化石燃料。

不同情景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路徑分析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全球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中國-全球能源模型”（CGEM），構建了“一帶一路”能源經濟模型（CGEM-BRI）用于分析“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低碳轉型路徑。考慮到“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其對能源和工業產品（包含高耗能產品）的需求較大。因此，該模型對能源部門和工業部門進行了詳細刻畫；其中，能源部門不僅刻畫了傳統化石能源，也對核電、水電、風電、光電、生物質等能源進行了刻畫。與此同時，考慮到“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的地理分布，各個國家及地區的經濟體制相似度、貿易與利益集團等因素，以及“全球能源經濟數據庫”（GTAP10）中最新的國家和行業劃分，最終本模型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劃分成中國、韓國、俄羅斯、中東歐、東南亞、南亞、中亞五國-蒙古國、西亞和非洲9個國家和區域（共建國家集合）。

上述“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路徑不僅受全球升溫幅度控制目標的影響，也與全球碳排放空間的分配方式密切相關。雖然《巴黎協定》提出到21世紀末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2℃/1.5℃以內的目標，但全球目前的氣候政策與行動還遠不能達到上述目標，未來全球升溫仍存在不確定性。考慮到升溫和碳排放空間分配的不確定性，本文綜合典型濃度路徑（RCP），從主權公平和過程公平角度，設置了不同RCP情景（RCP2.6、RCP4.5和RCP6.0）和分配模式（人均排放均等原則、支付能力原則、人口-GDP原則）相結合的9種情景（情景1—9）；與此同時，為分析不同情景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能源低碳轉型路徑，本文設置了“現有政策情景”作為對照情景（表2）。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路徑結果分析

實現能源系統的清潔化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實現不同RCP情景下碳排放約束的重要途徑之一。不同RCP情景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均要高于“現有政策”情景。在“現有政策”情景下，2050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整體可再生能源消費僅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17%；在RCP2.6情景下，2050年共建國家整體可再生能源消費量約占一次能源消費量的65%—67%；在RCP4.5和RCP6.0情景下，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分別約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28%—32%和22%—25%。

在不同RCP情景下，核電、水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如光電、風電和生物質能等）消費占比呈快速增長的趨勢。相比“現有政策”情景，RCP2.6情景下所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化石能源消費均呈下降趨勢，3種配額分配方式下核電的年均增速約為4.2%，水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年均增速分別約為2.7%和6.4%。相比RCP2.6情景，RCP4.5和RCP6.0情景下核電、水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增速有所放緩。

由于不同RCP情景下的碳排放約束，使得“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整體能效有所提高，也使得2020—2050年累積能源消費總量相比“現有政策”情景呈現下降趨勢。在RCP2.6情景下，相比于“現有政策”情景，不同配額分配方式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2020—2050年累積能源消費量將下降約14%—16%。在RCP4.5和RCP6.0情景下，2020—2050年累積能源消費量則均將下降約8%—10%。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的需求分析

除能源技術外，資金、能力建設及配套政策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本研究基于各國國家自主貢獻文件、氣候基金更新（Climate Funds Update）數據庫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能力建設數據庫，分別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氣候資金和能力建設需求進行了分析。由于數據信息限制，區別于前述低碳轉型路徑分析的區域劃分，這里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分為東南亞、南亞、東北亞、中亞、中東歐、西亞-北非幾個區域。

 資金需求分析

大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相對薄弱的經濟實力限制其低碳轉型的能力和動力，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基于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NDCs及部門特定政策的分析，發現要實現共建國家的低碳轉型目標，2016—2030年保守資金需求達19.2萬億美元，且不同地區資金需求領域有著較大差異。東南亞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資金需求主要集中在綠色建筑、交通運輸和可再生能源領域；南亞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資金需求集中在綠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和智能農業領域；中亞和中東歐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資金需求集中在能源效率、交通運輸和可再生能源領域；西亞-北非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資金需求則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和綠色建筑投資領域。

 能力建設需求分析

能力建設是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重要議題，通過對UNFCCC對各國能力建設活動及行動披露的信息統計，發現不同地區在能力建設方面的行動各有側重。其中，東北亞“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能力建設集中于減緩行動，以及教育、培訓和公眾意識提升。東南亞地區和南亞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能力建設側重于評估緩解措施的執行情況，技術的開發和轉讓，以及教育、培訓和公眾意識提升。西亞-北非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側重于評估減緩措施的執行情況、國家信息通報及脆弱性和適應性評估。中東歐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能力建設相對較為均衡，在國家信息通報、機構建設、評估減緩措施的執行、技術的開發轉讓、教育培訓和公眾意識提升方面的行動占比相接近。中亞地區“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國家信息通報、評估減緩措施的執行情況、信息和聯網包括建立數據庫，以及教育、培訓和公眾意識提升方面發力較多，而在溫室氣體清單、排放數據庫管理及收集、清潔發展機制、研究和系統觀測（包括氣象、水文和氣候服務）等方面采取行動較少。

 碳定價政策溝通需求

碳定價政策被認為是實現碳減排的重要手段。由于實施碳交易市場體系涉及技術、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準備，而大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缺乏對碳排放的監測-報告-核查（MRV）體系，已經實施和準備實施碳排放交易體系（ETS）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仍是少部分（表3）。此外，排放額限定，以及交易制度和相關法律的缺失，也阻礙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碳排放交易體系的發展。例如，泰國等國家仍處于地區或城市試點階段，以確定排放交易限額設置的合理性及交易細則。目前，一些國家雖然對排放已經進行了限制，但在執行和處罰措施上仍存在較大進步空間，未來在排放制度準備（如法律起草、明確框架制度約束）上也有較大需求。

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國際合作的建議

加快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戰略與中國經濟轉型及國際化戰略的深度對接，明確氣候合作的工作重點。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結合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緊密結合“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推進氣候合作和務實行動。在戰略目標上，應將氣候合作與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小企業“走出去”等國家戰略協同推進。同時，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推動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務實合作。在戰略任務設計上，從頂層設計研究制定類似國際上比較成熟的官方發展援助大綱，明確新時代中國氣候合作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所在；研究主要援助對象的特點和需求，確定不同區域長期的援助重點和開發合作戰略；編制多年滾動計劃，明確項目決策、實施、監督等方面的職責分工。

發揮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比較優勢，助力“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能源低碳轉型進程。針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綠色低碳轉型進程中對于低碳能源基礎設施、綠色前沿技術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中國應發揮自身在風電、光伏、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業方面的生產制造優勢，積極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建立能源轉型合作伙伴關系，持續拓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能源轉型的巨大市場。中國應該積極推進有關綠色能源、交通、貿易、產業等重點領域的合作項目，切實支持“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有關低碳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技術創新等方面的綠色低碳轉型進程。

推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落實，促進“一帶一路”綠色投融資合作，擴大氣候適應領域的資金。進一步推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落實，并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中發揮重要作用。確保基金運營的規范化、透明化，定期公布項目投資情況及實施效果，探討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與私營部門的合作。資金分配需適當向氣候適應領域傾斜，加快推動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地區氣候適應領域項目建設。加強金融機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清潔能源項目支持力度，積極創新商業模式和融資模式，完善“一帶一路”投資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強化“一帶一路”投融資政策中氣候和環境因素。充分考慮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自主貢獻方案、能源發展規劃、低碳轉型需求和公眾訴求的分析評估，納入項目前期風險評估體系與投資決策考量。探索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綠色投融資標準與綠色金融市場銜接，注重通過轉型金融等理念和工具保障“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傳統行業綠色升級和轉型過程中的公正公平。

加強氣候合作的能力建設，推動建立廣泛參與、各盡所能、務實有效、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國情各異，發展階段不同，但都面臨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消除貧困、保護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多重挑戰。各國應加強交流，分享彼此的最佳實踐和經驗模式。依托“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等多邊對話平臺開展對話，精準了解“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低碳轉型需求，分享中國低碳轉型發展的最佳實踐，如光伏和風電發展、工業節能、新能源汽車推廣使用等，提供因地制宜的綠色低碳轉型規劃方案，促進從單一商業項目合作模式轉變為戰略合作。

分享中國碳市場建設的經驗，探索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碳市場連接的可行性。根據“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2020年政策研究專題報告《“一帶一路”碳市場機制研究》的調查，多數“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擁有建立碳市場的條件。對于已有成熟碳市場的國家，中國可以考慮研究建立跨區碳市場，并以電力行業為突破口，探索建立跨國試點交易平臺。對于尚未建立起碳市場的國家，中國可以分享自身碳市場建設經驗，幫助“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碳市場整體規劃設計。與此同時，中國可論證建立碳市場基金的可行性，支持探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國家間構建區域碳市場的可行性和路線圖。

（朱開偉，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清華大學 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譚顯春，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顧佰和，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張建平，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孔令斯，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