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必亮: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行穩致遠
【共建“一帶一路”十周年·名家訪談】
訪談對象:胡必亮,北京師范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理事
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薛力: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胡必亮:我的看法是,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從國內來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推進我國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為我國西部大開發注入新動能,進而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從國際來看,新時代我國需要加強向西開放,需要加強與中亞國家、西亞國家和歐洲國家的聯系;加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好長時間都緩不過勁來,需要注入一些新動能,我國希望通過創新的方式,重點加強與絲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拉動區域和全球經濟增長。
薛力:您對共建“一帶一路”十年來的整體評價如何?
胡必亮:我覺得,要對共建“一帶一路”十年做出一個整體評價,就必須清楚共建“一帶一路”的整體定位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主要有三個定位,因此我從三個方面來做出自己的評價。
第一個定位是西部大開發的延伸,或者說是我國向西開放的布局。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是相當成功的,這10年來為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這體現在貿易、投資、對外承包工程、西部大開發和企業發展等多個方面,同時有利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更重要的是,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我國西部地區已經成為向西開放的前沿地帶,營商環境大幅改善、對外開放提質增效、經濟增長持續加快,與內地各省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已經展示出了向西開放發展的良好前景。
第二個定位是國際合作平臺。從這個定位來看,中國基于這個國際合作平臺,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建設了許多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提升了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降低了運輸成本,促進了貿易發展,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個定位是國際公共產品。“一帶一路”作為國際公共產品,主要地在四個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一是共建“海陸空天電網”全方位的基礎設施,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直接有利于提升全球互聯互通水平;二是“一帶一路”推動了新一輪全球化發展,即推進了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全球化發展;三是基于共建“一帶一路”做增量的方法,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球治理體系,尤其是對建立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減貧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積極意義;四是基于共建“一帶一路”平臺,使廣大的共建國家有機會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驗。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哪些變化?
胡必亮:第一個方面,“一帶一路”本身就是我國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因此它直接奠定了中國經濟外交的新框架,對中國外交直接產生巨大影響。
第二個方面,“一帶一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實踐平臺,基于這個實踐平臺,我國開始與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開展更加長遠、更具戰略價值、更加深入的合作。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中國已同老撾、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國等十幾個國家就構建雙邊命運共同體發表行動計劃、聯合聲明或達成重要共識,共同打造新時代國家間關系的典范;中非、中阿、中拉、中國—東盟等命運共同體建設也在積極推進中;中國提出的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全球發展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倡議已得到很多國家的積極響應與大力支持。這些都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新內容,不僅有利于提升中國外交的全球影響力,更有利于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第三個方面,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很多共建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因此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得到了更多國家及其人民的肯定和認可,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工作以及推動我國與更多國家建立更加親密的伙伴關系打下了良好基礎。
薛力:“一帶一路”共建過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戰?
胡必亮:首先,有的國家出于一己之私,故意污名化“一帶一路”,進而采取各種手段打壓“一帶一路”。比如說,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世界霸權地位,因此就采取了很多辦法來對沖、打壓“一帶一路”,如強推“印太戰略”并推動構建“印太經濟框架”、部署“藍點網絡計劃”、推出“重建美好世界”(B3W)基建計劃,等等。目的就是試圖對沖甚至破壞中國倡導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行動。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追隨美國,對共建“一帶一路”也持不友好態度。而且,這些國家也挑撥離間一些共建國家與中國的關系,使得共建“一帶一路”面臨著很大的阻力和困難,在有些地區的推進十分艱難。這純屬人為因素,是意識形態或地緣政治導致的。
其次,在建設項目方面,也有一些我們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譬如說對于很多建設項目,可以采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公開向世界各國的公司招標,與其他國家的全球公司一起共建這些項目。尤其是在融資方面,應該更多元化融資,以減輕我國企業的資金壓力,減緩投資風險;也需要進一步加強項目論證和管理,防范債務風險。
再次,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要做到更好地滿足可持續發展要求,與相關國家共同為推進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作貢獻。譬如說要保護環境,要做到綠色投資,要通過項目建設為當地人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促進減貧事業發展,履行好企業的社會責任,等等。
此外,目前也存在某些共建“一帶一路”工程項目與國內產業發展聯系不緊密的問題。需要加強國際國內產業鏈的一體化建設,國際國內要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最后,就是我國的“一帶一路”國際傳播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更好地講述“一帶一路”故事,更加有力有效地回應那些對于“一帶一路”的誤解甚至抹黑,使世界各國都能更加客觀、更加理性地理解“一帶一路”。
總之,共建“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要追求速成,也不可能速成,要在堅持高質量共建的前提下,走深走實,行穩致遠。
薛力:您對下一步推進“一帶一路”的整體建議?
胡必亮:我的整體建議就是:調戰略,抓重點,調結構,防風險。
第一,調戰略。就是要重新制定戰略規劃,因為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要根據新的情況制定新的戰略規劃。
第二,抓重點。就是指“一帶一路”投資要抓重點,要抓重點地區、重點國家、重點領域、重點項目。尤其要重視周邊地區,與我鄰近,風險可控。
第三,調結構。就是指“一帶一路”的投資結構要調整,要加強對新領域的投資,如綠色、數字、科技、衛生等。既要繼續搞一些重要的傳統基建,也要搞新基建;既要做一些重要的大項目,也要做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項目。
第四,防風險。就是要防范政治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風險,提高投資效率。
薛力:國企與民企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中怎么樣更有效地分工合作?
胡必亮:在共建“一帶一路”前面這十年,總體而言還是以國企作為主力的建設階段。因為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構建起“一帶一路”的基本框架,如“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比較多,大項目比較多,每個建設項目的投資也比較大,國企在建設這些項目方面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
今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十周年,以此為新起點,結合當前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的變化,民營企業應積極參與,有所作為。國企和民企也應該逐漸形成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比如說國企繼續做基建項目,民企則更多地做產能合作項目;國企繼續做大項目,民企更多地做“小而美”項目;國企更多地做資源開發項目,民企更多地做科技創新項目;等等。當然,分工不是絕對的,只是基于不同的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差異化分工格局而已。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必須加強“一帶一路”合作項目與我國國內產業鏈價值鏈的聯系,從而國內產業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提供源源不斷的動能,如經驗、管理、設備、技術、資金等各方面的供給,同時“一帶一路”合作項目也可以為國內經濟、產業發展提供支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薛力:您覺得第三方市場合作可行嗎?
胡必亮:第三方市場合作不僅可行,而且必須做得更好。目前的問題主要是發達國家政府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上的態度不積極,發達國家的企業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上有壓力、有顧慮。因此在當前形勢下,客觀上比以前更難了。但中國企業必須力爭更多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機會,進一步加強與全球企業的聯系與合作,更主動地與其他國家的公司共建“一帶一路”,既能減少資金投入,也能更好地防范投資風險,還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建設項目的地緣政治壓力。
薛力:高校與智庫如何參與“一帶一路”研究?
胡必亮:高校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主要是通過兩個途徑,也可以說是發揮其兩個獨特優勢。
一個優勢是通過舉辦一些相關的人才培養項目而為共建“一帶一路”行穩致遠提供優質人力資源供給。譬如說我們學院目前做的就是從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招聘優秀青年到我們學院學習,畢業后回到他們的國家,積極參與到我國企業在他們國家建設的一些項目中去,直接為共建“一帶一路”作貢獻。當然,也有部分學生回國后從政的,也可以從政策溝通方面促進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從我們學院畢業的來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學員已經超過了490人,分別來自80多個共建國家,許多都已經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為共建“一帶一路”作出了一些貢獻。
另一個優勢就是利用其專業人才比較多的優勢,積極開展“一帶一路”研究工作,一方面為政府相關決策服務,或為企業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則是開展相關理論研究,努力實現理論上的創新。